此时的日本民众基本上处于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的臣民状态。
两个直接原因让日本民众反抗兵役
当时的日本民众为何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原因有二:一是不平等的免役条例,二是让人不明就里的“血税”告谕。
日本1873年标榜为面向全国的普遍征兵，并非是真正四民平等的国民皆兵。根据征兵令《常备兵免役概则》,符合以下条件者可免兵役。(1)身高不足1米54.5者;(2)体弱有病及四肢不全部看兵役者;(3)在官省府县供职者;(4)海陆军学生;(5)公立学校的学生、就职洋行者、医学生和教官;(6)一家之主;(7)继承人(嗣子);(8)独生子;(9)养子;(10)兄弟在服兵役者;(11)缴纳替代金270元者等等。按照这种规定,官吏免掉兵役,有钱人让孩子去洋行,结养子亲缘,进高级学校,或者缴钱也可以免掉兵役,结果脱离了“上下平等、人权齐一之道”,转化为不平等条款。1876年的适龄征兵者中二十九万六千人中,上征兵名单的只有五万三千人。被征兵的就只有不能做以上事情的穷人家的二男或三男。对穷人来说,兵役的负担等于又被强加过去的封建赋役。包括士族在内的四民,不少人都无视征兵制,逃避征兵"民众纷纷想法逃役,致使征兵常出现兵源严重减少的情况。
征兵告谕将服兵役作为民众必须履行的义务,指出,“凡天地之间,一事一物均无不缴税,以充国用,为人者固应尽心报国。西人称之为血税,所谓以生命、鲜血报国也。”它要求国民必须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但这种“征兵者,乃四民‘以其鲜血报国’的血税”,使民众不知其意,民众之间流传着真的要榨取人的生血、卖给外国人、做成葡萄酒、或者要用血来染毛毯、以至处女、妇女也要成为征兵对象等荒唐无稽的流言,一种不安和恐惧心理影响着他们。
当然，这两个原因致使民众反抗服兵役的直接原因。而在此背后，还有直接反映当时日本社会现实的深层次原因。
日本民众对征兵制的抵抗,在当时是一种主流氛围。而日本民众这种政治态度,是明治初年激烈变动时期统一国家尚未建成的现实的反映。日本民众本来生活的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国家权力是没有联系的。因此形成了根本不同的运行逻辑。
维新后的明治政府，在原本传统的日本社会中要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实现向近代化国家的转变，就要实现对民众的强制统合,就必须要与民众的生活世界有效联系起来。而征兵令是明治政府为了强制性铸造出具有国家意识的国民而采取的重要举措。
根本问题在于当时日本民众还是臣民意识
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近代国家形成尽管是一个迫切课题,长期生活于幕藩体制下的普通民众中，许多人的意识深处仍然保留着作为臣民追求仁政的观念。统一日本的国家形象还很生疏,统一的国家意识更是尚未达成。大部分民众还不能自觉认识到服兵役是国民的义务，甚至连国民是什么也没有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民众，与前近代的清帝国的人民，其实有相当的相似之处，还都处于“臣民”的状态。一盘散沙的情况也就实属正常了。
正因为当时的日本民众整体尚不知如何摆脱臣民的状态。维新名臣山县有朋曾指出:“农工商的子弟,毫不知晓兵役的义务,即是护国的权利,怯弱自卑之习惯己经难以改正,减少嫌弃入营者、募集他们以补充兵源之苦心,更非今日所能想象”。
此时的日本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状况,表现出来的就是对民族利益的极低感悟。它说明,此时的日本民众基本上处于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的臣民状态。
民众对文明开化政策还处于无法用这种高于他们的近代理论武装起来的阶段。“对他们而言,文明意味着生活的压力和道德的破坏,因此不管好歹就只有反对。” 逃避征兵的情况虽然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民众的厌军意识和避战意识依然很强。
而“四民平等”“人权齐一”的口号之下实际上却仍然存在诸多不平等,更加深了民众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实施的抵制。
对于以前只有藩国意识、只能以自己和家族营生为生活目的的民众来说,只能采取逃避的方法,无法逃避的便只有起义。
这样的状况,反映出明治初期在国民形成上的两大尴尬局面:在四民平等和人权齐一口号下,原本是要形成均质性民众的征兵制,但在民众那里,仍然是无法平等的认识;国家试图统合民众,相反却加深了民众对国家的疏离和敌视意识。
明治政府要形成日本人对国家的一体化认识和对国家责任的自觉认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将全国之民作为征兵对象,是在1883年左右才得以实现。而无数青年自愿从军、尽忠报国、以死殉国情景的出现,参军被许多壮丁和家庭视为爱国责任的表现一一这在日本,则花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直到甲午战争才真正完成。